欧阳修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朋党论》，是谈政治的，但谈得很文艺范儿。也就是说，他的结论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不过，并不妨碍其新颖、好看。欧阳修的意思是，只有君子才有派系，因为小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但君子不一样，君子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始终如一。

事实上，官场派系往往不是因为政见的分歧形成的，倒常常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性情的不同而形成的。

苏东坡是个从来都非常受老百姓喜欢的人。喜欢到要编排出来一个苏小妹来附会很多故事。但那些故事不可能附会在王安石身上，也不可能附会在司马光、程颐身上——他们太死板、太正经了，不像苏轼那么活泼、幽默、性情中人。

在苏轼眼里，司马光、程颐、王安石都是装逼犯，而苏轼厌恶装逼，喜欢卖萌。装逼和卖萌，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能解释北宋中后期高层的很多私人恩怨。

苏学士名满天下，很多捕风捉影的谣言也随之而来。比如，有说苏东坡的小妾被一个姓蒋的朋友看中，要求用一匹马来换，苏东坡很爽快地答应了。

这个段子是从明朝人钟惺的《名媛诗归》里发现的。但钟惺的影响力不大，真正把谣言传开的大V是冯梦龙，他在《情史类略》里转了这个段子。冯梦龙也是个性情中人，他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都是被我和小伙伴们当成黄书看的。

苏东坡的很多尺牍能流传到今天，要感谢一个奸臣。他叫梁师成，是个太监，和蔡京、童贯齐名，被称为“北宋六贼”。梁师成自称是苏轼的私生子。苏轼死后被朝廷封杀，当时的大太监梁师成，正主抓文化宣传，上书为苏轼辩解，苏轼很多诗文才流传下来。

还有一个人孙觌，民间也相传是苏轼私生子。这个更扯。孙觌也是个大坏人，弹劾李纲、诋毁岳飞，阿谀万俟卨，一点节操都没有。这个八卦的版本是，说苏轼离开常州的时候，把一个怀孕的小妾卖给姓孙的人家了，后来回到常州，找到这个孩子，给他取名“觌”，意思是“卖了你，又见你”。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村夫想象力的粗鄙。

要紧的不是这两个故事。而是这两个故事引出的问题：为什么民间会把这两个故事安在苏轼的头上?

答案是：第一，苏轼名气大；第二，苏轼是个风流放诞的性情中人。苏轼虽然不至于如此，但他的生活作风的确很散漫。这种生活作风，决定了苏轼一辈子在职业生涯上能达到的高度很有限。同时也决定了苏轼注定要与一批人为敌，与另一批人为友。

因为这种作风，苏轼和程颐是死对头。苏轼觉得程颐是奸人，是伪君子。程颐太正经，太严肃，以至于死板。司马光去世后，丧礼由程颐主持。苏轼去哀悼，程颐不允许，理由是当天早上苏轼在太庙唱过歌。程颐说，《论语》说过，孔子哪天哭过，就不会再唱歌了。既然你早上刚唱过歌，这会儿就别来哭丧，不合古礼。

这事今天看来，好像程颐很迂腐。其实没那么简单。程颐一向都不满苏轼的生活作风，只是这次是二人对掐得比较激烈的一回。程颐是个庄重谨严的人。他觉得苏轼刚刚唱完歌就过来哀悼，太不严肃，太儿戏。他认为吊唁要带着悲伤的情绪过来，但苏轼似乎对司马光的死没有太大感觉，也就是走过场去随个份子钱而已。

程颐作为司马光的好朋友，丧礼的主持者，不能容忍在好朋友的丧礼上，有人这么不检点。苏轼当然不买程颐的账，虽然没有嬉皮笑脸，但透露了这个意思，他说：孔子只是哭过就不再唱歌，却没有说唱歌之后就不能哭。说着，苏轼闯进去了。

闯进去后，没见司马光的儿子。苏轼很惊讶。按当时流行的做法，儿子该在灵柩前向客人还礼。但程颐恰恰认为这个不重要。程颐认为，父亲死了，儿子理当悲痛过度，哪还能出来搞迎来送往这一套呢。程颐就让司马光儿子自己躲到屋里悲痛去了。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里，完全站在苏轼这边，把程颐写得极其古板。但程颐并不是没有道理。程颐认为他坚持了孔子的立场。孔子曾说过，礼这东西，与其搞得铺张奢侈，不如搞简单点；办丧事，与其搞得很排场，不如内心哀痛一点。

这种分歧，看似生活作风问题，实则也关涉到政治见解。这要结合当时的时代大背景看。相比此前的朝代，宋朝自由散漫、作风开放。比如，之前的朝代都有宵禁，到这时候基本废止了。士大夫阶层，喝酒狎妓成为常事。此外，北宋后期，词的流行超过了诗。文艺作品是一个时代风气的很好证据。词和诗不一样，诗是庙堂上的东西，词是江湖上的东西。诗高高在上，适合表达理想和抱负；词浅近通俗，适合记录私生活和小情绪。

作为一个严肃而有理想的儒家，程颐显然对当时的流行风气非常不满，尤其是对士大夫中间疏阔放诞的生活作风不满。而苏轼就是其中的代表。程颐主持司马光的丧事，不仅是主持丧事，还是表达政治态度的一种手段。司马光是前相国，前来吊唁的都是能左右国家政治动向的大人物。程颐在司马光府前拦下苏轼，不仅是私人恩怨的表露，也是政治见解上的交锋。

苏轼这么聪明的人，能不懂吗？苏轼不仅聪明，还有点傲娇。苏轼身上时常有一种“老子就是牛逼，老子就是不服你管”的傲娇。于是，苏轼当着所有高层领导的面，骂了程颐一句：糟糠鄙俚叔孙通。

有文化的人骂人很难听。最难听的地方就在于它听起来不难听，但分析起来就难听了。——叔孙通是汉朝的开国大臣，专治礼仪的。这话听起来像夸人，实际是骂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二逼土鳖凤凰男。

当时，大家也顾不上这是办丧事的地方，一时没忍住，都笑了。从此，程颐和苏轼之间就彻底闹掰了。这件事也体现出苏轼的负气。虽然是天才，却太自负，太自以为是，这种性格想在仕途上腾达也是不可能的。

司马光死后，苏轼写了一篇《司马温公神道碑》。李苦禅誉为“苏楷书当以此帖为第一”。苏轼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意掐了司马光生平的一段——司马光和张方平的对掐。为什么要掐了这段呢？因为司马光是个人品方面找不出毛病的君子，写张方平和司马光对掐的故事，有损张方平的名声。而张方平对苏轼有提携之恩，曾经推荐苏轼当谏官，苏轼下狱的时候，张方平又上奏章为苏轼求情。苏轼知恩图报，避过这段不提。

张方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宋史》说他“慷慨有气节”，苏轼把他比成孔融、诸葛亮一类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的作风也是有问题的。在范仲淹和吕夷简党争的时候，张方平是攻击范党的一派。朱熹还爆过一个张方平生活作风的料。张方平曾托人买妾，别人垫钱给他买了，张方平后来却没给够人家钱。

张方平晚年声望很高，主要因为他激烈批评王安石。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后来搞得很糟糕，但从生活作风上来看，王安石是个作风严肃的人。王安石对美食没有一点欲望，甚至连自己有没有吃饱都常常不知道。王安石吃饭，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别人一开始以为他喜欢吃这个菜，回头两个菜调了位置，王安石还是吃最近的那个。

王安石和三苏的关系也不好。三苏刚到京师，受到欧阳修提携，一时轰动，只有王安石不以为然。欧阳修和三苏交好很容易理解，他们都是文艺爱好者，都是小清新。苏洵和苏轼都有诗酒放狂的一面，只有苏辙更沉着内敛一些。而王安石显然不喜欢诗酒放狂的作风，对苏洵不大看得起。王安石认为，三苏的学问是从纵横家中来，儒家只是披着的一张皮。他的眼光很锐利，搔到了痒处。

南宋的朱熹评价说，王安石虽然做得不好，但真要让苏东坡当宰相，事情会坏得更猛。苏轼虽然疏阔，却无毒。但苏轼的问题在于他本身不自律，一旦当权，只会引来一批不能自律的人。秦观、黄庭坚虽然都是向上的人，终究还是不够自律。朱熹的见解是很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