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中原大地上的老子和生活在齐鲁大地上的孔子究竟是什么关系？数千年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有一说似成定论，认为孔子是老子的学生，曾向老子问礼求道。但后来一个入世，一个出世，观点相左，学说相异，各为相互对立的儒道学派始祖。

针对此说，考郭店楚简《老子》所反映的老子思想，拿楚简《老子》文本与《论语》、《大学》、《中庸》对读，不难看出，老子对孔子的师传关系绝非一般，而是非常密切；道家和儒家绝非异途，而是原本同源。从始源上，老子、孔子这两位历史文化巨人的思想是会通互鉴的。

《吕氏春秋》、《庄子》、《礼记》、《大戴礼记》、《史记》等多种古籍皆载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有案可查的便有四次。

前两次，孔子主要就“礼”的问题向老子求教。

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35年，孔子年方十七，正是翩翩少年，随老子助葬于鲁地巷党，这是孔子第一次见老子，并就丧礼向老子请教。

老子的渊博和孔子的好学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发生在八年之后，即公元前526年，周王室发生王子朝之乱之前，时年25岁的孔子适周专门就周礼再次求教于老子。孔子这两次问礼于老子，《礼记》、《史记》均有记载。《礼记·曾子问》中有四处记载，《史记》《老子传》与《孔子世家》中有两处记载。

“巷党助葬”和“孔子适周”，是少年孔子、青年孔子与老子早期的两次接触，这个时期的孔子，正是通过钻研西周典籍，四处问学以及社会调查，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孔子说自己是“三十而立”，孔子如何使自己在社会上确立一席之地呢？那就是通过周礼。可见，两次问礼于老子，在孔子一生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老子与孔子就施行何种政治进行论辩。

王子朝之乱之后的公元前516年，老子罢官回到故乡苦县。老子罢官归居这一段史实，《庄子·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此时的老子饱经社会离乱，社会政治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从任周守藏室史时的崇信、宣传、维护周礼，到反对周礼。二是从原来的探讨统治术，到主张“无为而无不为”。

孔子自少年起一直浸沉于周礼之中，通过三十年研究，他不但精通周礼，而且把仁字与周礼结合起来，以“仁”为礼之核心，把一个以祭祀、战争、管理国家、处理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周礼，改造成为以研究人伦关系为中心内容，把周礼从神学改造成为人学。

孔子很得意于自己的创造性发展，便向老聃重点讲述仁学的内容及其价值，试图说服老子。而此时的老子对孔子视如珍宝的商周典籍已不屑一顾。于是在老子与孔子之间围绕施行何种政治展开了“无为而无不为”与“仁义”之治的论辩。

这次辩论的核心问题：“人性究竟是什么？”孔子认为，仁义是人的本性，仁义的表现是泛爱无私。老子则认为，自然才是人的本性；仁义虽表现为无私，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利己；或者说，以利人开始，换取利己的结局；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利关系，这种关系只不过被仁义加以修饰而已。

因此，老子认为，仁义之说实在是迂阔得很，而自然之说则直面人生。老子举例说，就好像对于一个逃离家庭的孩子，你愈是击鼓呼喊他的名字，他愈是逃得快一样，孔子愈是用仁义呼唤人性回归，就愈是远离自然，就愈是失去人性。就像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一样，自然人性用不着仁义修饰。

第四次，孔子主要向老子求教天道。

据《庄子》、《孔子家语》等典籍记载，第四次求教开始于公元前501年。《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当孔子向老子求问天道的时候，老子告诉说：“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

这就是说，道不可献，不可进，不可告，不可与，必须通过内心觉悟，才能真正把握天道，内心不悟，强从外入，那是不可取的。老子认为，必须帮助孔丘从仁义之说的迷误中解脱出来。所以在孔子问天道之后，老子很快又把话题转到了仁义问题，指出，仁义只是先王住宿过一夜的旅社，并不是永恒的真理；他希望孔子能够顺其自然的变化而不为物欲所滞塞。

关于这一点，在儒家自己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据《孔子家语·执辔篇》：“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偶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故人十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孔子回答说：“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这一段记载与《知北游》中关于“万物以形相生”的记载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从整体上看，这两段记载似同而又非同，恰恰证明《孔子家语》的作者并没有抄袭《知北游》（因为非同）。孔子对子夏问话的回答，也表明孔子确实曾问道于老子，确实部分接受了老子的天道观（因为似同）。

由此，更进一步证明了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师徒相授关系。